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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錦詩:錦瑟華年去,莫高永留詩

2019-10-13    作者:黃維、韋衍行   來源:人民網   VIEW:

冬日的北京陽光和煦、空氣清冽。在人民網會客室,我們見到了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她此次來京,是為參加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作為文物有效保護的探索者,樊錦詩獲得了由黨中央、國務院授予的改革先鋒稱號。華髮如雪、身材清瘦的樊錦詩已經年至八十,但只要說起敦煌,我們仍能感受到她扎根大漠逾五十年從未褪色的熱忱與活力。

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座名為「青春」的雕像佇立其中——一位短髮少女拿著草帽,身體微微前傾,邁出去的步伐彰顯著年輕人獨有的意氣風發。而「青春」的原型,便是如今已滿頭銀絲的樊錦詩。敦,大也;煌,盛也。自1963年從大學畢業後,樊錦詩扎根風沙之中的敦煌,五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守護著這座舉世聞名的文化遺產。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記者專訪樊錦詩,聆聽「敦煌女兒」半個世紀以來的執著與真誠。

「對敦煌的瞭解越深,就對它越發熱愛」

記者:1962年,還在讀大學的您前往敦煌實習,由此與敦煌結緣,並最終將自己的一生與敦煌聯繫在了一起。敦煌給您留下了怎樣的第一印象?

樊錦詩:大學的課程裡面有石窟相關的內容,我對敦煌的理解僅僅是紙上談兵,因此急切地希望能親自去領略敦煌的美景。作為一名學生,沒有社會經驗,想當然地認為敦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敦煌的石窟這麼美,研究人員也應該風度翩翩、房子也應該窗明几淨。

到實地之後,我和同學都被瑰麗的洞窟藝術深深地震撼了,從一個洞窟到另一個洞窟,裡面的壁畫、彩塑等藝術品琳琅滿目。我們雖然去過相關的博物館,但像這樣的石窟藝術卻是第一次見,其魅力之大使我們完全忘記了外部世界,仿佛置身於童話之中。

洞窟裡面極美,但研究環境卻極差。離開洞窟時,沒有棧道、沒有樓梯,我們只能膽戰心驚地走靠在一根長木頭的左右兩側分別插入短木條的「蜈蚣梯」。住的房子是泥塊搭建的,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而且,敦煌交通不便,資訊傳播的速度也極慢,收到的報紙日期都是一個禮拜甚至十天之前。因此當我們得知像常書鴻先生、段文傑先生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中已經堅守了十幾年的時候,都有些難以置信。

記者:您在大學畢業後正式前往敦煌工作,並且一待就是逾半個世紀。在已經親身體驗過敦煌環境之艱苦後,為什麼仍然選擇了堅守敦煌?

樊錦詩:畢業後我被分配去敦煌,其實是符合我所學專業的。第一次親身前往敦煌後,石窟藝術的博大精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學校的學習以及當時實習的經歷也讓我對敦煌有了較為膚淺的初步瞭解。

做出這個選擇其實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敦煌越久,越深入地接觸它之後,就越發地感嘆敦煌藝術真的博大無邊、深不及底,仿佛有一種很強的磁力,牢牢地把人吸引住。對敦煌的瞭解越深,就會對它越發熱愛。不光是我一個人,我的許多前輩一開始也只是想看看敦煌,誰知道這一看,就離不開它了,而且待的越久就越離不開它。

年輕時的樊錦詩和彭金章

記者:在敦煌工作了二十餘年後,您的愛人彭金章先生也決定與您一同扎根敦煌,他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您是怎樣的心情?

樊錦詩:畢業分配的時候,我被分配去了敦煌,當時還是我未婚夫的老彭在武漢。學校當時讓我先去,有新一批的畢業生之後再把我替換出來。所以我心裡也沒有雜念,既然國家需要,自然義不容辭。但是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我在敦煌越待越久,對敦煌的感情也就越來越深。而且我腦海裡一直有著這樣的念頭:我在敦煌沒做什麼,難道就這麼走了?作為考古專業的學生,我自然非常希望能為敦煌做些貢獻。

改革開放後,敦煌研究所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軌,此時我和我的先生都已經有了自己的事業,一邊是工作,一邊是家庭,這讓我非常糾結。1986年,在我和我先生結婚的第19個年頭,這個問題終於解決了——我先生瞭解我,知道我對敦煌的感情,最後他決定隨我扎根敦煌。這意味著他要捨棄自己在武漢的事業,我心裡也不好受,只希望他在敦煌也能有所建樹。到了敦煌之後,他確實做出了一番成績,這讓我也覺得安心。

「改革開放帶來了敦煌學研究的春天」

記者:1978年,改革開放的時代春風也逐漸吹到了敦煌。您認為改革開放給敦煌莫高窟帶來了哪些影響?

樊錦詩:敦煌莫高窟從開窟至今已經1652年了。在16世紀中葉,隨著陸上絲綢之路衰落,嘉峪關封關,莫高窟因長期無人管理而被荒廢遺棄,任人偷盜破壞,神聖的藝術殿堂幾成廢墟。直到1944年「國立敦煌研究所」成立之後,才重新得到保護和管理。以常書鴻先生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身赴大漠戈壁,初創基業。經過幾代莫高窟人的堅守、探索、奮鬥、前進,薪火相傳之下,敦煌莫高窟有了嶄新的面貌。

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同志來到莫高窟視察,主動向我們詢問有什麼困難,並指示有關部門將其解決。改革開放初期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規模雖小,任務卻重。在黨和國家的關心之下,甘肅省委省政府決定擴建擴編、匯聚人才、改善條件。隨著工作環境越來越好、加之1987年莫高窟申遺成功,敦煌文物的保護、敦煌文化的研究可以說是芝麻開花節節高,直到今天都一直在往上走,越來越興旺發達。

敦煌莫高窟一五四窟內景

記者:您曾說,中國敦煌學的真正發展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您認為改革開放給中國敦煌學的發展起到了怎樣的推動作用?

樊錦詩:敦煌學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人文學科,石窟的壁畫、藏經洞裡的文獻都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內容,不但會涉及藝術知識,還會涉及歷史、民族以及宗教等多個學科。在改革開放之前,敦煌學的研究也在進行,但更多地是壁畫的臨摹。壁畫臨摹的黃金時期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一段時間,很多大幅的壁畫都被臨摹了出來,其成果既可以當成是資料,也可以在國內外展出。

如果說到真正的研究工作,那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後,科研的氛圍變好了,大家科研的熱情日益高漲,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敦煌學研究的春天。在改革開放期間,我們也積極展開對外交流,我國與日本合著的《中國石窟》名噪一時;而在破譯一些文獻中非漢文的文字時,國外的專家也會更有優勢。

但總的來說,目前中國是敦煌學的研究機構最多、研究人員最多、研究成果最豐碩的國家。國外的敦煌學研究也曾顯赫一時,但現在已有些走下坡路的跡象。而中國在敦煌學研究上仍保持著發展的趨勢,並且培養了很多年輕人。

1998年,樊錦詩(左四)與外國學者探討壁畫保護方案

記者: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您逐漸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敦煌事業的管理之中。1998年,您成為了敦煌研究院的院長,當時有著怎樣的感受?

樊錦詩:敦煌莫高窟符合世界文化遺產評定的全部六條標準,這在世界範圍內非常少見。其藝術之博大精深也讓它在世界遺產中獨樹一幟。因此,當上敦煌研究院院長後,我深知自己肩上擔子的重量。管理並不是不需要學問,反而需要瞭解更廣闊的學科,面面俱到。而且沒有管理作保障,保護、研究、弘揚都做不好。我從副所長一直到院長,前後將近四十年,是改革開放給了我這個機遇。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國家的好政策、沒有前輩的栽培和幫助、沒有職工的支持,我一個人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無能為力。

記者:在您擔任院長期間,敦煌事業的發展取得了哪些顯著的成果?

樊錦詩:幾十年來,在全體職工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取得了不小的進步。首先,我們在法律法規層面對保護工作進行規範。我們在國家已有的相關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吸收世界文化遺產的理念,並結合本地實際情況,推動了《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和《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畫(2006—2025)》的頒布實施,對莫高窟價值及其本體和環境的保護、保存、利用、管理和研究進行了系統、全面、科學的評估,制定了總體規畫的目標、原則和實施細則。

其次,我們建立起了壁畫保護的科學技術體系。壁畫的保護要從最基礎的地方開始研究——壁畫的泥巴的成分、草的種類、顏料的元素等等,在將基礎問題搞清楚後,再分析形成病害的原因機理,最後才能根據不同的病害情況,採用相應修復技術和工藝。敦煌莫高窟至今已經超過1600年了,將洞窟的保護工作做好是我們的唯一選擇。

「能為敦煌莫高窟服務是我的幸運」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曾說:「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在您的努力下,敦煌莫高窟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瞭解、重視,您認為該如何使之真正地「活起來」?

樊錦詩:其一,要做好保護工作,「永久保存,永續利用」。莫高窟至今已經1600多年了,對它的保護要慎之又慎。我們在弄清楚壁畫塑像的製作材料的基礎上,又要知道產生病害的原因機理,最後才能決定改用什麼材料、什麼工藝保護它——就像給人看病一樣,要瞭解病人的體質、發病的原因才能對症下藥。此外,透過先進的數字化手段將每個洞窟的檔案建立起來,經過對比不同時期的檔案,我們可以知道保護工作到底有沒有做好、洞窟的病害是不是在加重,還可為敦煌藝術的研究和弘揚提供助力。

然後,我們要做好對外宣傳。無論是保護、研究還是弘揚,都是我們敦煌研究院的責任。在這一方面,我們的數字檔案功不可沒,利用數字化的手段,大家在手機上就能欣賞到敦煌之美。「數字敦煌」網站上線了30個精品洞窟,全球的網友都能夠線上觀賞。此外,利用數字技術,我們能將敦煌的藝術精品帶到大家面前,我們的展覽已經遍及國內20餘省,也走出國門去到了20多個國家。

敦煌莫高窟二三一窟南壁法華經變圖局部

記者:發展旅遊業也是弘揚敦煌藝術的一個好方式。近年來「敦煌熱」持續升溫,遊客的遽增無疑為洞窟的保護帶來了不小的困難。您認為該如何平衡旅遊開放和文物保護兩個方面?

樊錦詩:對洞窟的保護、研究是我們的任務,對洞窟藝術的弘揚也是我們的任務。因此我們不能因為旅遊而讓洞窟遭到破壞,也不能為了保護洞窟而拒絕遊客。為了增強遊客的體驗,改變以往走馬觀花式的參觀方式,我們利用數字檔案,推出了兩部時長各約20分鐘的數字電影:《千年莫高》和《夢幻佛宮》,讓遊客對莫高窟有初步的瞭解;我們還興建了配套的博物館、陳列館、美術館,並培養好講解員。透過這些方式,能讓遊客不但能看好洞窟,更能看懂洞窟。

我們既對文物負責,也對遊客負責。在參觀洞窟的路線、洞窟開放的條件以及講解員的工作職責等方面,我們都制定了詳細的標準。許多遊客對我們說,他們參觀過很多文化遺產所在地,而敦煌確實讓他們耳目一新。在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敦煌研究院在對敦煌藝術的保護、研究和弘揚上,確實是大踏步地在前進。我們改變了以往單一參觀洞窟的模式,既保護好了洞窟,又服務好了遊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將我們作為一個成功的案例,向全世界推廣。

記者:從常書鴻先生、段文傑先生,再到您,幾代莫高人的心血使得今天的石窟美景得以展現,文化遺產帶來的文化自信使國人倍感自豪。您如何看待文化遺產和文化自信的關係?

樊錦詩:與世界其他的古文明不同,我們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未曾中斷,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無法比擬的。我們之所以有文化自信,就是因為我們有著這五千年的燦爛文明,而文化遺產就是最大的實證,是古代文化的積澱和結晶。如果沒有實證,光靠嘴上說說不可能產生文化自信。正是有了文化遺產,說明我們有著了不起的歷史、有著了不起的文明。

敦煌有著來自各地的遊客,無論國籍、無論膚色、無論宗教信仰,他們來了之後,都會覺得敦煌太偉大了,那個時候我們都會感到很自豪,因為這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研究院許多同事在心情不好時都會去洞窟看看,看到這些美麗的壁畫、雕塑,就會馬上振奮起來。為什麼說敦煌博大精深?是因為每次去看都會有新的發現。如中國有許多古建築沒能留存下來,但在敦煌的壁畫中仍能看到牠們當年的模樣。守護敦煌,也就是守護我們祖先傑出的智慧和創造。

記者:您在敦煌已經工作了55年,有沒有覺得特別辛苦的時候?假如給您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您會繼續堅守敦煌嗎?

樊錦詩:辛苦是必然的。要做好一件事,這件事要在社會上立得住——怎樣才算立住了?你做的事被社會承認了,你的研究成果被大家接受了,這才是立住了。不經過挫折、失敗,不經過反復地嘗試與探索,是不可能將事情做好的,而這一過程,必然是辛苦的。

既然辛苦又為什麼堅持?因為過程雖然辛苦,但是期間的探索更能讓人感到樂趣無窮,而探索出了成果,也會為此高興。所以,我願意品嘗這份「辛苦」,更願意留在敦煌。回望我這一輩子,我覺得非常值得——敦煌莫高窟是那麼了不起的文化遺產,能為它服務是我的幸運。如果再讓我選擇,我也會選擇堅守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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