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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作者:杨春 VIEW: 发布时间:2020-12-02 15:03:13

【摘要】新历史主义文学评论强调文学文本与历史二者的互动。有预见的文学文本能参与历史的发展和建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以真实的描写和直呼的说教,唤起人们对包含种族问题、女权问题等社会变革危机的警觉,从而推动历史的进程。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本;历史.

Abstract : New historicism stre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oth texts and history. Literary texts may take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Such New Historicist tenets provide new paradigm in the reading and interpreta2 tion of Mrs. Stowe’s novel Uncle Tom’s Cabin . The novel is full of realistic descriptions and passionate preach2ing , both working simultaneously to make the novel an exemplifying text for New Historicism.

Key words : New historicism ; texts ; history

新历史主义有这样一句名言:“文本是历史的,历史是文本的。[1](P67)新历史主义不仅提供了一种解读文本,评价作品的新方法,而且还启发了人们对待文学,理解历史,把握处理历史与文学,历史与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新概念。文学对历史的阐释和在历史中阐释文学,说明文学与历史具有某种互动关系。文学并不被动地反映历史事实,而是通过文本对复杂世界的阐释,参与历史意义的创造过程,甚至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利运作和等级秩序的重新审理。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不是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大于文学的想象和虚构,而是文学大于历史,文学给历史注入了生命。当然,文本与历史,二者一直处于一种张力场中。斯托夫人写于19世纪中叶的揭露美国蓄奴制度黑暗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既提供了当时历史的见证,也揭示了时代变动的征兆。斯托夫人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反对奴隶制的斗志,使文学文本参与到历史的发展和建构,恰到好处地验证了新历史主义倡导的“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本文试图根据斯托夫人的著名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来探讨小说文本所体现的这种张力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结束语一章非常详尽地阐述了作者的创造动机。她本来“不愿与闻奴隶制的事,因为这个问题探讨起来太痛苦了”[2](P484)。并认为“随着知识和文明的进步,这个制度终将灭亡。但自从1850年的法令颁布以来,作者万分震惊地听说,许多善良的人们,竟赞同抓捕逃跑的奴隶,她便想“用生动形象的手法,绘声绘色地把奴隶制的实质表现出来。她“竭力想把它最好的方面和最坏的方面都做公正的描述。”她甚至担心“在那笼罩着死神的幽谷里,还有许多东西没有揭露出来。新历史主义者们打破了历史的“真实假象。“他们认为,历史文本的运作方式是‘编织情节’,即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的情节结构进行编码,这种编织情节的方式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3](P179)一言以蔽之,历史文本与文学话语具有源于真实,高于真实的共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高度重合的典型范例。正如作者所说,“构成本书的很多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有根有据。其中大部分系作者本人或她的亲戚朋友耳闻目睹的事实。”有些最悲惨、最可怕的情节,在“最离奇、现实生活中也都有根有据。”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斯托夫人通过对各种人物的栩栩如生和入木三分的描写,使其文本具有历史性的真实感,从而成功地展现了一幅历史的画卷。

小说中第一类型典型人物是以奴隶贩子黑利为代表的恶人。作者以极其厌恶的语气描写黑利道:“此人身材短粗,其貌不扬,形容猥琐,且带一副装腔作势,趾高气扬的神气,一望便知是那种在社会上不择手段,一心往上爬的小人。”用谢尔比先生的话说:“与其说他是一个狠毒的人,倒不如说他是个麻木不仁的人——只热衷于做买卖,赚钱,冷漠无情,铁石心肠,翻脸不认人。只要能赚大钱,连他的亲娘都可以卖—尽管对老太婆不见得有坏心。”(p37)所以,他会用各种卑鄙手段从黑人中猎取“商品”,拆散他们的家庭,分离他们的骨肉,竟恬不知耻地说:“人道主义是我经营的支柱。”“譬如说卖孩子——我先把孩子他娘支开——眼不见,心不烦嘛,你知道,一旦楼去人空,她们莫奈何......”(p7)他的一个搭档是个“活阎王”,黑利认为像他那样对待女黑奴“会毁坏她们的容貌,她们会变得疾病秧秧、面黄肌瘦,有时会变得丑陋不堪”。(p7)这样到头来,会毁了自己的非法暴利。正是这个黑心狼,在密西西比河中押运奴隶的轮船上,把一个熟睡的年仅十个月大的男孩,乘他母亲不在身边时偷偷地卖给了岸上人,逼得男孩的母亲投河自尽。“那颗可怜的、滴血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那条河依然泛着晶莹的波浪和涟漪欢快地流淌,好像它并没有把那颗心淹没。”(p143)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另一个恶人的典型代表奴隶主勒格里出现在小说中。这个红河岸边的棉花种植主,矮小壮实,举止粗鲁,长着圆滚滚的脑袋和浅灰色的眼珠,一看就叫人生厌。他对黑奴的折磨,“连魔鬼都惧他三分”。在他的农场里,黑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在监工的皮鞭下,进行繁重的劳作。他还经常亲自动手打人,以至于他的手变得“像打铁的铁锤或铁疙瘩”,并得意扬扬地说:那是“打黑鬼练出来的老茧”。(p482)为了不让奴隶逃跑,他还豢养了一群凶猛的恶狗。他散播仇恨,制造仇恨,用仇恨控制奴隶。他居心不良地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一心让汤姆的脖子,把你的血一滴一滴地吸干!”他把汤姆打得遍体鳞伤,虚弱无力,还要他跪地、干活、接受百般凌辱。最后他竟恶狠很地说:“我要数一数你身上到底有多少血,我要一滴一滴的数,直到你屈服才罢休!”(p452)

通观全书,作者赤裸裸地描述了美国奴隶制度下的一些吸血鬼。其中突出的一个是阴险毒辣、谙于谋财之道的奴隶贩子黑利;另一个是剑拔弩张、面目狰狞的恶棍奴隶主勒格里。他们靠榨取奴隶为生,同时又以虐杀奴隶为乐。他们人性丧尽,成了绞杀奴隶的活机器。此外,作者也真实可信地强调了个别“善良的”奴隶主的个性能保障奴隶的生命安全,但她明确指出:有些骇人听闻的事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种不公正乃是奴隶制本身固有的特性,没有它,奴隶制就无法生存。”(p482)因此,在描写奴隶的苦难与某些“好心”奴隶主的性格修养时,并没有赋予任何奴隶主以完美形象。即使是圣·克莱尔,也是外表温文尔雅,内心绝顶自私,一直陷于思想与行动的矛盾之中。他对汤姆的恻忍之心主要来自于他那可爱淳朴的小伊娃的影响,早在她去世之前她就向他要求过给汤姆自由,但他犹豫不决,终于因他的意外丧命而使汤姆在苦海中越陷越深。所以他曾自责过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良知,他受的教育,社会的要求都呼唤他做一番崇高的事业,但他没有做;人类遭受苦难,痛苦挣扎,他却苟且偷生,醉生梦死,袖手旁观。”(p343)他坦率地承认:“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阳世早已把黑人整个种族交给了魔鬼,哪里还管他们到阴间以后的命运如何!”(p233)去管理奴隶和惩罚奴隶。当汤姆拒绝时,他就百倍疯狂地折磨汤姆。正如女奴凯茜所说:“你激起了他对你的仇恨。这仇恨会天天跟着你,像恶狗一样咬住你(p418)

此外,小说中还有对与以上人物截然不同的典型人物汤姆叔叔的生动而真实的描写。汤姆的主要品德是虔诚、忠诚、真诚。《圣经》是他判断一切善恶是非的最高信条。他对上帝虔诚,对主人忠诚,这当然是他的顺从。但他从不向恶势力低头,从不牺牲其他奴隶的利益。真诚是他为人的基础。身处逆境,心寄天国,就是汤姆的全部哲学。“他从来都把修身养性看得重于一切,加之他胸怀坦荡,品德高尚,同辈之人没有一个能跟他相比。”(p31)他最擅长于祈祷。“他的祈祷直达上苍。”因为“《圣经》的语言渗透于他的心灵,成为他身心的一部分,从而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p31)当他实在无奈时,就不得不求助于先知般的说教。于是当他第一次被卖掉,他的太太克劳大婶声泪俱下地控诉凶残的奴隶贩子时,汤姆仍然以蔑视他们灵魂的方式,求得超脱:“我宁愿被卖掉一万次也不愿像那个可怜的家伙,有永远还不清的孽债。”(p58)汤姆不仅甘愿像耶稣基督那样承受一切人间苦难,他还相信他领受了上帝给他的使命。他说:“我们为上帝的子民做事,就是为上帝做事。”(p337)当然最大的助人就是不当奴隶主的帮凶。当恶魔勒格里要汤姆去替他鞭打一个女奴时,他说:“老爷,你要杀就杀,可是要我动手打人,那万万不能—我宁死也不干!”(p391)这个平日温言温语、态度恭谦的老奴终于表达了宁死不屈的反抗,也就真正招来了杀身之祸。但他不怕死,而“怕的是作孽这件事本身”(p395)。当然,勒格里感到又惊,又急,又气,一阵阵的鞭打脚踢,使汤姆遍体鳞伤。可是他毫无惧色,泪血交流地仰天长呼“:我的灵魂不属于你,主人!你没有买下——你也无法买到!。”(p392)新历史主义批评者们对待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中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联系,侧重于诗意话语的参与。“可以说,新历史主义者有意识地摆脱有关历史的几成定见的社会、政治、经济结论的控制,而希望另辟蹊径,从前人忽略的东西入手读出文本的新意,寻求对历史叙述也是对文学文本的新解释。”[3](P182)运用新的具有“诗意”的审美观,正是重新解读斯托夫人小说的新利器。早先有些批评家认为这本小说说教有余而文学性不足。甚至认为它充满了政治宣传。但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之后,人们终于认识到斯托夫人本来就是用道德来推动艺术,说教本是她的诗意般审美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汤姆叔叔的小屋》曾经前后把这部小说读过三遍的帕麦斯登勋爵非常欣赏此书表现出的“政治家的风度”。作者以独特的插述夹议形式,将自己的观点直言不讳地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作者的批判立场,能够帮助读者紧紧抓住错综复杂的情节变化,深入了解人物的强烈感情。作者对汤姆的描写决不是单纯提倡“顺从的说教”。其实作者的直接说教或者通过人物语言的说教,都是为了让她的同胞清醒地面对社会急剧变动的危机。这种危机感始于她的童年的记忆。她从小听到过对《独立宣言》的宣读,她的清教徒祖先也将为国家献身的英雄气质代代传了下来。她父亲对子女们灌输了卡尔文教的原罪学说和地狱之火的宗教思想,同时又培养了子女们为正义战胜邪恶的正义感。面临奴隶制度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动荡,作者几乎是以《旧约》中先知者的方式对全美国人进行直呼,其中有规劝,有赞扬,有谴责,有警告,“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都动荡不安。一个强有力的影响传播开来,以排山倒海之势,如地震般震撼着这个世界。美国安全吗?..啊,基督的教会,认清时代的征兆吧!”要知道废奴事业在1850年的美国还是个不受欢迎的少数人参与的事业。大多数白人认为黑人从本性上说,无论感情、智力和道德水平都是比白人低劣的。斯托夫人通过汤姆叔叔的非暴力反抗的形象来宣扬黑人的高尚人格力量,这已经是破天荒的大事。正如评论家丹尼斯·D·奈特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不仅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作为历史文献,它以无比的感召力极大促进了美国19世纪中叶那场最终导致内战的废奴运动。难怪林肯总统赞美她是“写了一本书而酿成这场大战的小妇人”。就是这本伟大的宣言书,使斯托夫人在左右美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方面和树立社会时尚方面,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外,著名女权运动评论家琼·汤普金斯在其有影响的论著中指出,它是一个以母爱拯救世界的故事,一个置于传道与政治之间的计划。它既编撰又试图构筑其时代的价值。而另一位评论家琼·费根·耶林指出:“小说中奴隶制问题和女性政治上的无权问题最终是不可分割来看的。”[4](P91)早在19世纪中叶女权主义就被斯托夫人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伴随着种族问题而同时展现,无疑有极大的创新和开拓意义。而将文学作为某种历史的实践加以关注,注意文学在当时历史条件中的“社会效应”,正是多利莫尔新历史主义探讨的特点[5]。的确,小说是用双线平行的结构来表现主题,阐述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它一方面细针密镂地刻画了富有早期清教徒牺牲精神的圣徒汤姆的悲惨经历,另一方面又叙述了女奴伊丽莎和她丈夫乔治经历千辛万苦,勇敢机智地挣脱了奴隶锁链,终于获得自由的浪漫而具有激情的故事。显然,第二条线索呈现出具体而微的乌托邦理念。作者的思想倾向是:基督博爱的理想要通过日常生活来实现。其牺牲原则不在于受苦受难,而在于母爱。她强调家庭是一切有意义的活动中心。整个世界靠女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母爱来统治。女人代表了上帝和理想。当然,它主要是以白人家庭为核心的。因为当时作为奴隶主的白人主妇也并没有真正的政治发言权。但在一个参议员的家中却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参议员伯德夫人非常痛恨丈夫在州参议会倡导通过了严惩奴隶逃亡的法令。她痛骂她的丈夫:“你真不害臊,约翰!..这是一条可耻、恶毒、可恨的法令,我一有机会就要违背它。我希望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会有这样一个机会的!”(p85)正是在她得知女奴伊丽莎深夜抱着孩子冒死踏着碎裂的冰块渡河逃生的故事后,说服参议员伯德本人亲自驾车将她们母子送到了安全的地方。伯德夫人的义举并不完全出于教养和良心。因为身处绝境的伊丽莎出于母爱的冲动,直接向她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情感的问题:“你可曾失去过孩子?”它“简直像一把利刃戳向她新的伤口。因为一个月前,这个家庭刚刚埋葬了他们亲爱的孩子。”(p90)当她以切身之痛的怜悯之心去帮助伊丽莎母子时,作者赞叹道:“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些有福之人,他们的痛苦化作他人的欢乐,他们在尘世上的希望与许多泪水一起埋进坟墓,变成了种子,长成了花朵,医治和抚慰着孤苦伶仃的和受苦受难的人们。这些人之中就有这位坐在灯下黯然垂泪的孱弱女人,她正为那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收拾她亡儿的念物。”(p95)母爱和女权,本质上是人权问题。女黑奴的结婚、生育、养育和子女受教育权都是基本人权的最敏感部分。斯托夫人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辛辣的揭露。奴隶主可以通过奴隶贩子“把吃奶的娃娃从母亲怀里夺走”,又“把丈夫和妻子活活拆散”。这集中表现在女奴伊丽莎和凯茜的故事中。伊丽莎本来已经嫁给了一个聪明、有才干的第一代混血青年乔治·哈里,可是他属于另一个奴隶主。两个奴隶主之间有仇见,他们的婚姻也因此遭受危机。乔治哭丧着脸对伊丽莎说:“只要他存心把我们两个拆散,我就别想保全自己的妻子。”(p19)而凯茜的命运更悲惨。她被多次出卖。她和第一个男人生的两个漂亮的孩子也被第二个男人强行出卖了。后来她和第三个男人又生下一个可爱的男孩。可她被迫做出了一个沉重的决定:“我决不让我的孩子长大成人。”“在那小家伙两岁的时候,我把他抱在怀里,亲吻他,俯在他身上哭泣,然后我给他喂了鸦片,紧紧搂着他,直到他长眠不醒。”“可怜的孩子,除了死,我还能给他什么更好的东西呢?”因此,她感到“好像我一个人的苦难就足以叫一个城市沉没。”于是,她痴心地祈求:“在最后审判的一天,我将站立在上帝面前,控诉那些摧残我和我的女儿的肉体和灵魂的人。”(p402)因而,当我们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来重新解读斯托夫人的伟大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更为立体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这本伟大的小说。相反,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本小说的解读,对新历史主义所谓“历史即文本”和“文本即历史”的论述有一个具体和生动的理解。

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出版量曾在历史上创下高峰。它所宣泄的社会改革的使命感,使它毋容置疑地参与到了历史的建构和进展。把握它的文学幻想之时,就进入了非文学的政治现实操作之中。这就是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观念所追求的文学实践精神。

参考文献:

[1] 杜昌忠. 跨学科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文学理念[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2] 斯陀夫人. 汤姆叔叔的小屋[M]. 张友峰,译.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

[3 ] 凌晨光. 当代文学批评学[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1.

[4] Jean Fagan Yellin. Doing It Herself : Uncle Tom’s Cabin and Women’s Role in the Slavery Crisis [J ]. New Essays on Uncle Tom’s Cabin.

[5] 王岳川. 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 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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